2018年5月12日 星期六

恐龍判決又出現了嗎

吳景欽(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、永社理事)

蘋果日報/即時論壇 2018.05.11
https://tw.news.appledaily.com/headline/daily/20180511/38009953/

新北市汐止區公所課員王玉升,遭指控勾結土地仲介核准祭祀公業賣地,藉此收取4千萬元,而被稱為「最貪女課員」。此案雖經士林地院以違背職務受賄罪重判13年,高等法院卻以無貪污對價逆轉改判無罪。如此的結果,又再落入恐龍判決之質疑。

於公務員受賄罪的案件裡,須是以職務行為與他人為交易,並具有對價性,才足以判被告有罪。惟對價性的定義並未見諸於法條中,致得由法官於個案為具體判斷。而根據最高法院向來的見解,有否對價性,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、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、賄賂之種類、價額、贈與之時間等來加以審酌,不可僅以交付名義,如餽贈或政治獻金,即謂無對價關係。惟此等標準趨於模糊與不確定,能否防堵以贈與或買賣之名而行收賄之實,既屬未知也易使貪污罪的認定,流於法官的恣意與專斷。

雖然,對價關係乃趨於是種綜合性判定,但是否屬於公務員的職務行為,卻又是其中關鍵。而司法實務一直將職務行為採取廣義解釋,只要是公務員應為或得為之作為皆包括之。從此推演,所謂職務範疇,不僅包括核心業務,也包括附隨業務,也不管是抽象權限,還是具體權限,只要屬於此範圍的舉措,即便非其法定執掌權限,亦屬之。

惟於2006年7月1日以後,由於《刑法》第10條第2項,關於公務員,採以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為界定,也連帶影響受賄罪職務行為之認定,也須由原來的廣泛無邊,走向以較為具體的法定職權為標準。只是從前總統陳水扁的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裡,最高法院對於職務行為,又以內容極為飄忽不定的實質影響力說為立論,就使職務行為的爭議更為紛亂。

面對職務行為的認定,採法定職權或實質影響力之分歧,原本預期最高法院,能於林益世案來統一法律見解,惜至現今,卻遲遲未有所動。也因此,於所謂最貪女課員之案件裡,雖查有被告收受龐大利益之事實,卻因行為當時,其並不具有核准神明公會變為祭祀公業之權限,即便可如第一審法院以實質影響力說來認定屬職務行為而重判,亦可如第二審法院以法定職權說來認定非屬職務行為而判無罪,到底何者才是恐龍判決,實也難以言說。

一二審判決落差大

只是於高等法院認定被告無受賄罪之適用,但至少也涉及公務員圖利罪,難道不可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00條,來變更檢察官的起訴法條嗎?由於變更罪名,既涉及被告防禦權行使,亦可能牽動起訴事實的變動,不可不慎,且要否如此,恐也完全繫於法官之一心。總之,在第一、二審判決有極大落差,最高法院必發回更審下,又再凸顯台灣司法有如月亮陰晴圓缺之大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