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逃靠電子監控嗎？

吳景欽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、永社理事）

ETtoday新聞雲／法律　2018.06.12
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180612/1189066.htm

引發全球一股「#MeToo」運動的始作俑者，即美國好萊塢知名製片Harvey Weinstein，他自行到紐約投案，並立即被控以一級強制性交及性騷擾等罪。不過，其得交付一百萬美元的保金及護照，也願意接受電子監控，以換取人身自由，只是此等嚴重犯行，若於台灣，交保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，就注定羈押一途。若果真如此，在未來，對於羈押替代手段或許就得更多元，甚至是採行電子監控。

目前，對於羈押手段的替代，雖有保釋、責付、限制住居，以及司法實務所自行創設的限制出境，其中，較有防逃效果者，當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。就限制住居來說，目前檢察官或法官往往要求被告每天於固定時間，至居住所在的警察機關報到，不報到，就成為羈押理由。只是此種報到制度，還是得依賴相對人的誠實性，一旦不報到，往往即已潛逃。也因此，才會有限制出境、出海的附帶處分。

而限制出境並沒有出現在《刑事訴訟法》中，是由最高法院以其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為擴張，備受批評，司法院也準備修法。但就算將限制出境法制化，在警力有限下，仍會出現諸多的監控間隙，還是得藉助電子科技為配套。

以現今科技，乃是將GPS定位系統裝設於被告身上，使其可以在白天出外工作或讀書，但須於夜晚待在家中，並禁止進入某些區域；一旦違反，除了身上的監控器會響起警告訊號外，警察也可立即進行逮捕，多少能彌補目前的監控漏洞。

惟目前的GPS定位，屬於全天候的監視系統，致侵害個人的行動自由。所以，除了必須在法律明文之外，還得考慮是否僅能由法官來決定。這是因目前若不聲請羈押，仍可由檢方自行決定是否交保、限制住居或責付，也因此，若引入電子監控成為替代羈押的手段之一，檢察官似就可因此取得是否施以電子監控的決定權。而且，現行對於性侵害假釋或緩刑犯的電子監控，也是由檢察官來決定，若作為羈押的替代手段，似也應比照辦理才是。

只是限制住居、保釋、責付等，比起電子監控對基本權的侵害，實遠不能及，更涉及憲法第8條，人身自由限制必須由司法機關決定的束縛，不應由檢察官來決定。至於對性侵害假釋與緩刑犯的電子監控，因涉及的是刑罰執行，在檢察官具有指揮權限下，讓其具有決定權，仍勉強有正當性。但於偵查階段，施以電子監控的人權侵害已接近羈押的程度，就該遵守法官保留原則。至於一旦將電子監控法制化，對於監控費用的負擔、該遵守的誡命等等，也應一併於法律為原則性規定，再授權由司法院、法務部，針對實際執行的細節，為具體的命令頒布。

當然，電子監控的引入而成為羈押替代的手段，不代表防逃機制因此完備，只能說，藉由科技的置入，能夠重新檢視與省思目前羈押及其替代制度的缺失，並從中改良現行漏洞百出的制度。

該禁止假新聞於網路散佈嗎

吳景欽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、永社理事）

民報／專欄　2018.06.11
http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89a63797-4498-4b6d-84b5-c81d0ebb136a

蔡英文總統日前宣稱，網路散佈的假新聞，對施政造成嚴重干擾，致要求府院黨全力防止此類訊息繼續誤導民眾。而民進黨立委也已提案，準備修正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（社維法），來對未經查證且於網路散佈的假新聞作處罰。這能否禁止所謂假新聞的流布，不得而知，卻肯定帶來適用上的極大爭議，致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的戕害。

基於《憲法》表現自由的保障，對任何言論都不能為事前檢閱，以避免寒蟬效果的產生。惟此處的事前檢閱禁止，乃是針對行政機關，對於言論、出版、講學等行為，若有涉及侵害他人權利，仍不妨礙事後的法律究責。

而在我國，於網路上散佈訊息，若有涉及他人名譽之損害，被害者即可提起公然侮辱或誹謗罪的告訴或自訴，並可因此附帶或另提起民事求償訴訟。而若無涉具體名譽權之侵害，卻可能是假訊息之散播，依據社維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，即散佈謠言，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，仍可處以行政罰。只是關於謠言、公共安寧等，乃屬於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，致難以適用，也使此條款僅具有宣示的意義。

或許也因此之故，再加以現今社群網路的迅速傳播性及匿名性等，就使執政黨立委提出增修案，即對未經查證在網路散播傳遞假新聞、假消息，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秩序者，來處以三日以下拘留或三萬元以下罰鍰。惟如此的規定，文字數雖加長，卻更顯得模糊。

以近來引起軒然大波，被諷為二百五領二百五十萬元年薪的北農公司總經理吳音寧為例，雖月薪十四萬元，但加上年終與績效獎金為二百四十八萬元，則網路散播的二百五十萬元，到底算真、還是假？則在真假難以判斷下，就無法避免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。

而此條文一旦通過，基於平等，就應適用所有人，當然也包括政府官員在內。惟若政府機關所發佈的訊息，或為誇耀執政成果、或為選舉勝利，致可能美化，甚或虛報某些統計數字，則處於取締違反社維護法第一線的警察，是否敢於舉發，也是一大疑問。甚且，若高層公務員已強力駁斥其認為有損政府威信的新聞，處於最基層的執法者，是否會因此感受壓力，或為日後職位考量，致進行網路言論的審查，實也難料。若果如此，既使執法者失去中立性，而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，更易與警察國家產生連結。反之，若警察能保持其公正、客觀，但在衡量對假新聞之取締，必然招來箝制言論之批評下，其反而對此處罰條款，採取消極性的執法態度，則此立法顯然就無任何意義，形同具文。

根據《大法官釋字》第509號解釋之意旨，只要基於善意且有所本，就算傳述的事實無法證明為真，也不能以誹謗罪論處，這正是現代法治國家，對言論自由採取最大寬容的展現。也因此，於網路上散佈訊息，就算證明為假，卻往往難以查出製造新聞的源頭，則在轉貼者皆可舉出其有所依據下，根據大法官的解釋，實也不該、也不應對之為處罰。這也代表，對於散佈所謂假新聞，就不應採取處以刑罰或行政罰，而應是留由當事人以私法方式為解決，以避免言論的自我檢驗與緊縮。

或許，執政者更該思考的是，與其以打假新聞，來消彌人民對政府的不滿，既可能適得其反，更是走回頭路，不如好好反省施政之缺，並能真正體會與解決人民之苦。但如針對故意惡意且影響重大者，是有即時澄清導正必要，不要消極任由故意製造的謠言，泛濫傳播廣溢，假言論自由之名，而行欺騙分化之實，也是正當的。正常的社會，也不應是假新聞當道丶真相垂頭喪氣的氛圍吧。

打擊網路假新聞 看德國怎麼做

江雅綺（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、永社社員）

上報／評論　2018.06.11
https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42517

今年3月，美國MIT的學者發表了一份2006-2017年的推特po文追蹤分析研究，由300萬用戶推過的126000則po文中，經過六個獨立的事實查核機構的認定，將其中得到95-98%事實查核機構一致同意真(true news)、假新聞(fake news)分類的內容，再分析這些真假新聞的散播方式，學者發現假新聞遠比真新聞散播得更快、更遠、更深入人心，同時，最愛散播這些假新聞的，並非機器帳號，而是真人。

面對植基於人性的假新聞到處流竄，執政者備受困擾。美國川普總統，就常常破口大罵，認為主流媒體報導太多對他不利的假新聞。不過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，德國則在2017年推出一個號稱舉世最為嚴厲的「打擊網路假新聞」法案(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，簡稱NetzDG)，並於2017年10月初開始實施。

在德國「打假新聞」法案中，一家網路服務公司若在德國有超過200萬的註冊用戶，就應建立一個透明、有效的機制來處理「明顯違法的內容」(manifestly unlawful content)的舉報流程。這些公司並應在24小時內，將違法內容下架，除非這些內容的非法與否，需要更多時間釐清，這些公司方可享有一周以上的緩衝時間。在特殊複雜的情況中，公司可以把這些案子內容，交給政府委託的組織認定。倘若違反上述法律，這些公司將面臨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。

但何謂「違法內容」，向來是「假新聞」令人困擾的問題之一。在NetzDG中則明確指出，以違反德國刑法規定為主，主要以侵害民主法治國家、公共秩序、個人名譽或是性自主權等條文為限。更具體的細項，筆者試圖依據英文版翻譯條列如下： 1 、散播違憲組織的文宣； 2、使用違憲組織的標誌(如旗幟) ；3、準備以嚴重暴力行為製造國家危險：4、誹謗總統；5、誹謗國家及其標誌；6、違憲誹謗憲政體制下的組織 ；7、煽動以嚴重暴力製造國家危險的行為；8、叛國的偽造行為(Treasonous forgery)； 9、公開煽動犯罪 ；10、威脅要採取犯罪行動致影響公眾安寧 ；11、建立犯罪組織；12、建立恐怖組織 ；13、煽動仇恨； 14、企圖透過出版方式、引發犯罪行為；15、散播犯罪的描述； 16、獎勵或讚賞犯罪行為；17、誹謗宗教、宗教或意識型態；18 、散播、持有或取得兒童色情； 19、散播色情內容(18歲以下)； 20、侮辱； 21、誹謗； 22、故意誹謗； 23、威脅要犯重罪；24、偽造用來當做證據的資料。

由於歷史背景，德國法律對煽動種族仇恨的內容，向來嚴格，在總理梅克爾決定對難民採取開放政策之後，有關種族、仇恨的言論，更加敏感。德國推出舉世最嚴「打擊網路假新聞」的法案背景，其來有自。但在該法案實施之後，許多人權團體，也紛紛批評這法案限縮言論自由，並且在「明顯違法」的要件上，未讓法院判斷，等同委交給私人公司來監督、審查網路內容。

但即使德國版本已被認為相當嚴厲，台灣近日推出的規範版本，則在法律要件的糢糊與擴大上，猶有過之。觀諸《數位通訊傳播法》草案第15條：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對於第三人為供他人使用而儲存之資訊，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，不負賠償責任：

一、不知有違法行為或資訊，且於他人請求損害賠償時，就所顯示之事實或情況，亦不能辨別該行為或資訊為違法。

二、於知悉行為或資訊為違法後，移除資訊或使他人無法接取之。 前項第三人不包括受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指揮監督之人。」

台灣版草案內容僅指「違法」，衍伸來說，可以包括刑法、民法、社維法…等各項法律內容，可以舖天蓋地，已有人權團體與專家學者，擔心該條文有過度空泛之虞。近日更有報載，有立委決定提案，將個別的「假新聞散布者」列入處罰，這更是遠遠超過德國處罰大型網路業者的規定，倘若真的立法實施，只怕深究起來，許多立委就會是第一波被處罰的受害者。

黨國監委怕陽光 記名投票如照妖鏡

黃帝穎（作者為律師、綠色逗陣協會理事、永社副理事長）

綠色逗陣／綠逗論壇　2018.06.08
http://www.beanstalk893.com.tw/forum_detail.php?info_id=854
（本文同時轉載至民報）

新監委今年二月上任後，陳師孟監委力推改革，期讓陽光照入監察院。十一位新監委擬修改「監察法施行細則」，把現制彈劾審查會的不記名投票改為記名投票，但在馬政府提名的監委阻擋下，要求一個月緩衝期，擬在六月上旬談話會最後一次討論後，即交付隔週院會處理，因此最快監察院在六月中做出決定，但黨國監委仍有人數優勢。

事實上，監委彈劾改採記名投票，符合公開透明及權責相符的民主理念，所以陳師孟等監委希望把陽光照入監察院。當然，那些當年包庇如黃世銘或張通榮之流的黨國監委，無法承受公民社會的檢驗，恐會不顧社會觀感，杯葛到底。舉例來說，馬提名的監委陳慶財提出「無記名投票為原則，記名為例外」版本，即獲13名馬英九任內提名監委連署，這明顯是技術性杯葛陽光法案的手段。

黨國監委包庇犯罪 記名投票如照妖鏡

檢察官起訴書要具名，法官判決書要具名，國會開會全程轉播，唯獨監察委員彈劾表決不用記名，正當性何在？彈劾改採記名投票，宛如對包庇犯罪者的照妖鏡，所以黨國監委反對到底？

黨國監委包庇犯罪，其實有兩個近年的案例，一是國民黨基隆市長張通榮關說酒駕案，另一個是貽笑國際的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洩密案，兩案事證俱在，黨國監委無法狡賴。

黨國監委無視黃世銘犯洩密罪遭檢察官提起公訴、檢評會決議撤職，一、二審判決有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定讞，且黃世銘與馬英九共犯洩密（馬英九另案被高等法院以犯洩密罪判決有罪）。此九月政爭與濫權監聽，引發國際媒體關注，不只法新社報導「司法濫權」，華盛頓郵報更直指「台灣版水門案」，然國內外的關注，都絲毫動搖不了黨國監委「包庇」的決心，二度拒絕彈劾黃世銘，掩護黃世銘順利以司法官身份退休，現在每個月領納稅人血汗錢17.6萬元。

再者，黨國監委包庇犯罪，包括國民黨前基隆市長張通榮關說酒駕案，張通榮以市長職權脅迫警察縱放人犯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經一、二審法院判決有罪，但監察院認定張通榮沒違失，執意不彈劾，再明顯不過是黨國監委公然包庇犯罪。

然而，依據憲法、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規定，監察院對案件調查，並不像檢察官或法官一樣，有強制處分的權力，監委沒有搜索、扣押、拘提等強制手段，也就是說，監察院在法律上調查證據的能力，遠低於法官、檢察官。因此理論上，對於同一犯罪事實，檢察官、法院比監察院更有法律能力查明真相，但黨國監委卻大逆其道，故意在張通榮案與黃世銘案做跟司法相反的認定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黨國的政治因素。

綜上，黃世銘案和張通榮案，都足認監察院的不記名彈劾，讓這些包庇犯罪的黨國監委心存僥倖，規避面對歷史責任，逃避民主社會的監督。因此，陳師孟等十一位新任監委主張陽光改革，彈劾的記名投票正宛如照妖鏡般，讓包庇犯罪的黨國監委現出原形，是監察院改革的陽光指標法案。萬一，若新監委因人數劣勢無法通過陽光法案，國會亦應直接修正監察法，明定彈劾應採記名投票，強制監察院走回民主法治的常軌。

獵雷 獵棄保

吳景欽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、永社理事）

自由時報／自由廣場　2018.06.08
http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1207138

因獵雷艦案涉案的慶富公司少東陳偉志，棄保潛逃，致使法院對其父陳慶男的保釋金提高至一億元，因無法限期籌出，已遭收押。惟如此的作法，實無濟於事，卻再暴露防逃機制之缺陷。

對於羈押的替代，雖有保釋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等手段，但真具防逃效果者，只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。而就限制住居來說，目前檢察官或法官，會要求被告每天於固定時間，至居住所在的警察機關報到，不報到，就成為通緝與羈押之理由。惟報到制度，還是得依賴相對人的誠實性，因不報到，往往已潛逃至海外，如慶富少東之例。也因此，限制出境的禁令，似才為更有效的防逃措施。

惟限制出境並非刑事訴訟法所明文，而是由最高法院以屬限制住居的一種方式為擴張解釋，是否逾越司法者的界限，致侵害立法權，向來備受批評。就算先撇開限制出境的適法性不談，於警力有限且被告未必藉由正常管道出境下，仍會有諸多的監控間隙，勢必得對被告施以電子監控，才足以有效防止逃亡。

而以現今科技，乃是將ＧＰＳ定位系統裝設於被告身上，其可在白天出外工作或讀書，但須於夜晚待在家中，並禁止進入某些區域。一旦違反，除身上的監控器會響起警告訊號外，警察也可立即進行逮捕，就多少能彌補目前的監控漏洞。

惟ＧＰＳ定位，乃屬於全天候的監視系統，致侵害個人的行動自由權，基於憲法第廿三條的法律保留原則，就須於刑事訴訟法中明文。惜依現行法制，得施以電子監控者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廿條第三項第七款，僅限於性侵害的緩刑或假釋犯，則未確定判決的被告，就不在其中。故於被告潛逃，一再發生，司法機關似乎顯得束手無策的情況下，立法者恐得趕緊立法，以讓電子監控能適用於被告。

當然，電子監控的引入而成為羈押替代的手段，不代表防逃機制因此完備，只能說，藉由此等科技的置入，能夠重新檢視與省思羈押及其替代制度的缺失，並從中改良現行漏洞百出的防逃機制。而慶富少東的逃亡事件，到底是員警的疏失，還是有意縱放，又或是制度缺失所造成，更是檢方須釐清的當務之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