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報／專欄 2018.08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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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如RCA的工殤事件，即便有眾多勞工因受工廠污染而罹癌，甚至死亡，但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，卻存有諸多障礙。因受害人數眾多，就算團結所有勞工對企業提告，恐也會陷入小蝦米對大鯨魚的困境。尤其在請求金額極為龐大，如RCA案請求的27億元賠償，馬上得面臨繳交百分之一訴訟費用的障礙，更無庸談可能也是極為高昂的律師費用。也因此，RCA案也是隨著法律扶助制度的健全，才得以進入法庭訴訟，雖顯示台灣人權保障的進步，卻也凸顯一種悲哀。
此外，於RCA工殤案裡，即便有眾多勞工因受工廠污染而罹癌，甚至死亡，但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，卻存有諸多障礙。尤其原告必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，始足當之，但所謂故意或過失，乃存在於人之內心，如何證明，實有其困難。更麻煩的是，就算能證明有故意或過失，還得證明行為與受害結果有因果關係，但於訴訟場合，欲證明因果關係，本就有難度，且若當事人間存有極大的地位差異，再加上資訊幾乎掌握在強勢的被告方，就算原告提出污染事實及受害結果，也會被對告輕易卸責。原本已處於劣勢的原告，就得面臨纏訟的煎熬與承擔舉證不足的敗訴風險，RCA案正是暴露此等問題的顯例。
不過從RCA案的第一、二審，法院依據《民法》第184條第2項，以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規定，先推定被告方有過失，此乃基於平等原則所為適度的舉證責任分配，以來減輕處於弱勢的原告方，不至於因舉證不足，致處於挨打的狀態。其次，針對因果關係的證明，亦沿用日本稱為疫學因果的理論，即只要工廠所排放的污染物對身體損害有蓋然性，不一定要在科學上得到絕對驗證，就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，致應由被告負起責任。最高法院甚至少見的開啟言詞辯論，來確認如此的因果關係。
而為了更有效使被害人獲得賠償，法院也適時引用《公司法》第154條第2項的所謂揭穿公司面紗原則，以來使RCA的控股企業，即奇異與湯普森公司，亦負起連帶賠償責任。此外，依據《民法》第197條第1項，必須從知悉侵權行為起兩年內，且自侵權行為十年內，為原告的請求權時效，若單純依據法條文義，RCA案早已過了請求權時效。惟法院認為，對於有毒物質之污染，到底哪時候才會發病，早已處於不確定的狀態，且就算發病，一開始也未必知道侵權者是誰，故對於請求權時效，就不能從侵權行為的時點起算。甚且於RCA案的被告，於案發後，既有意隱瞞證據，更惡意將資產加以轉移國外，法院就以權利濫用為由，來否定被告的時效抗辯。凡此種種，都立下司法的里程碑。
惟對無外顯傷害，但健康權受侵害者能否求償，最高法院似乎仍持保守態度而發回更審，就使諸多被害者繼續陷入長期訴訟的惡夢。至於判賠五億多元的金額，於跨國企業來說，既屬杯水車薪，就已確定的兩百六十多位原告，也不足以彌補身心所受傷害，故《民法》針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侵權行為，就有明文懲罰性賠償之必要，致為修法之課題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對跨國企業，其資產往往不在國內下，如何藉由司法互助來使原告的賠償金額得以執行，恐更考驗著主管機關的專業與能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