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

偵查大公開 人權怎保障

吳景欽(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、永社理事)

中時電子報/言論 2017.12.14
http://opinion.chinatimes.com/20171214005600-262105

北檢偵查三中案,卻不斷傳出檢方已搜得錄音光碟等內容,致使馬前總統至北檢怒告檢察官洩密,並聲請移轉管轄。其實偵查資訊的洩漏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,以致讓人質疑,在台灣所謂偵查不公開似乎僅是種宣示。

由於偵查階段所有證據仍處於找尋與摸索的階段,且行為人更可能仍在找尋,所以過早將偵查資訊與進度公開,不僅會使相關證據遭湮滅或隱匿,更可能使犯罪人有所防備,而使檢方難於還原真實。又在此階段,既然事實尚處於混沌不明,若將資訊公開,即可能對當事人、被害人或證人等隱私、名譽權等造成侵害,更易形成輿論審判。不過此原則也非絕對,如犯罪人尚在逃逸,為避免大眾受害,或尋求全民協助逮捕的偵查考量,亦可例外為資訊的公開。

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45條第3項即明定檢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護人、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,除依法令,或為維護公共利益,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,不得將偵查所得資訊,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。而司法院也制訂具體的作業辦法,以釐清公開與不公開的界限,可讓偵查者有所遵循,並有效保障人權。

只是法律的應然規定往往與現實面有落差。因為若檢警洩漏偵查資訊,雖會觸犯《刑法》第132條第1項的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,但在多數情況下,難以期待自己人查自己人下,觸犯此罪而被訴追的機率實在不高。即便有執法者查出洩密來源,但其未嘗不可以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45條第3項的例外公開,即基於公益或為保護大眾等等之情況,來作為免責的藉口。

而就算這些例外得公開的理由不存在,但在此罪法定刑僅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下,就算被起訴,也有很大的可能會以緩刑或易科罰金為終。凡此種種,就使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刑罰僅具有聊備一格之作用。

至於三中案,乃涉及是否賤賣黨產的問題,馬前總統雖於當時為台北市長,但他是以黨主席身分來處理此等財產,就不會有《貪汙治罪條例》的適用,卻可能涉及《證券交易法》第171條第1項第2、3款的非常規交易罪與特別背信罪,而對涉及者產生重大影響。既然如此,檢警機關恐更得嚴守調查資料的保密,以免因偵查公開,致使相關人等的隱私受侵害,甚至造成有罪預斷的輿論氣氛。畢竟,如果連一位卸任總統都得遭受偵查大公開的不利對待,那平凡百姓一旦成為被告,又該如何自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