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時報／自由廣場 2017.03.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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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形成判決的評議過程，乃採取保密原則，頂多依據法院組織法第一○六條第二項，於裁判確定後，由案件之當事人或辯護人，聲請閱覽評議內容，但不得抄錄或攝影。也因評議不公開，故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十四款才規定，判決未記載理由乃屬絕對違法，而可上訴第三審。也因此，藉由判決附理由與公示，除可方便民眾監督與檢驗外，更重要者，是要讓被告知曉為何被判有罪，而可因此指摘原審有何違法，以致成為上訴救濟的重要依據。故就算憲法未明文，但裁判須附理由，也當然為訴訟權保障的重要內涵。
採陪審制的國家如英美，因陪審員來自於一般大眾，且由其決定被告有罪、無罪，則在法官並未參與，評議僅是經由陪審員討論與表決下，自無所謂形式的判決書，遑論有所謂理由存在。若再加以評議不公開，被告就難以得知被判有罪之理由，既影響上訴權，也易被質疑是秘密審判。
惟須注意的是，即便採取所謂參審制的國家，如法國，其評議結果，亦無須附理由，要說判決不附理由違憲，就不只是陪審，參審亦會有此疑問。其次，在採行人民參與審判的某些歐陸國家，如比利時、西班牙、俄羅斯等，於陪審員進入評議前，審判長必須列出構成犯罪理由的問題，在給予雙方當事人提出修改或附加後，提供陪審團進行評議。
這些看似只能回答是或否之提問，是形成犯罪成立與否的連鎖與結構，在陪審員評議出結果後，就等同於告知被告有罪或無罪的理由。也因此，重點並非在於形式判決書之有無，而是在審判過程中，如何讓被告清楚知悉自己的罪名及被判有罪的法律與證據基礎，以致能讓其有效行使防禦與救濟權。
凡此保障，正是制度引入所須考量與補強之處。若不思及此，僅以判決不附理由來否定陪審的合憲性，既未解於司法民主化，因時空不同所產生的多樣與多變性，更簡化了問題的思考，以致喪失改革的契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