羈押法制出了什麼問題？

吳景欽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、永社理事）

民報／專欄　2017.03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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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應檢討羈押法制的相關弊端與缺陷，更應將律師強制辯護延伸至羈押庭，免讓濫權情事再次發生。（圖片來源：民報取自pixabay）

程姓兇嫌涉及殺害女模命案，被檢警懷疑是共犯的梁姓模特兒，同遭檢方向法院聲押獲准後，又經撤銷羈押。如此的峰迴路轉，引發社會議論，也讓人思考，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？

由於羈押乃屬侵害人權最深的強制處分，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，一定要被告的犯嫌重大，且無其他手段足以防止其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，才得動用此等最嚴厲的手段。而為了避免羈押變成偵查者押人取供的工具，檢察官於聲押時，既要提出相關卷證，更得由法院開庭為實質審理。而根據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，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，為了使強制處分的決定趨於公平與一致性，各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，更得設置專庭，以來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審核。如此看來，目前的刑事司法，似有完備的機制來防止羈押權被濫用。

惟關於羈押之審查，重點並非在判定有罪與否，而是在考量有否保全被告與證據之必要，加以偵查的急迫性，不僅證據法則較為寬鬆，亦不會要求檢方提出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的有罪證據，而僅要有相當理由的證據即可。只是如此的門檻，到底為何，卻又陷入抽象與模糊。

以此次案件來說，檢察官只根據程姓被告的陳述，即來認定有共犯存在，確實有其草率之處。但於命案發生時，檢察官只能接收來自警方所提供之資訊，再加上民眾殷切破案的壓力，即便證據有所欠缺，在不押會面臨指責，更可能錯失找尋真實的良機下，也只能走向聲押一途。原本寄望檢察官能監督警察權的作用，也就因此喪失。

程姓兇嫌涉及殺害女模命案，被檢警懷疑是共犯的梁姓模特兒，聲押獲准後，又經撤銷羈押。（圖片來源：民報取自中央社）

更讓人詬病的是，只要是重大或受矚目案件，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所明文的偵查不公開，早已形同虛設。由於偵查階段，所有證據仍處於找尋與摸索的階段，且行為人更可能仍在找尋，所以過早的將偵查資訊與進度公開，不僅會使相關證據遭湮滅或隱匿，更可能使犯罪人有所防備，而使檢方難於還原真實。又在此階段，既然事實尚處於混沌不明，若將資訊公開，即可能對當事人、被害人或證人等的隱私、名譽權等造成侵害，更易形成輿論審判。不過此原則也非絕對，如犯罪人尚在逃逸，為避免大眾受害，或尋求全民協助逮捕的偵查考量，亦可例外為偵查資訊的公開。

只是法律的應然，往往與現實面有落差。因若檢警洩漏偵查資訊，雖會觸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的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，但在多數情況，難以期待自己人查自己人下，觸犯此罪而被訴追的機率，實在不高。即便有執法者查出洩密來源，但其未嘗不可以是基於公益或為保護大眾等等，來為免責之藉口。而就算這些例外得公開的理由不存在，但在此罪法定刑僅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，有很大的可能，也會被以緩起訴、緩刑或易科罰金為終。凡此種種，就使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刑罰，僅具有聊備一格之作用。

尤如本次案件，在程姓兇嫌遭逮捕後，關於咬出梁姓模特兒亦在場一事，竟大肆被媒體與網路社群所傳播，在這樣的輿論氣氛下，就易使形成司法機關非得羈押的沈重壓力。雖然，士林地檢將徹查有無違反偵查不公開之事，惟以過往經驗，有很大可能性，又會是不了了之。

而若檢察官無法有效把關，致應將希望寄託在法官身上。只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，聲請羈押的檢察官要否在場，竟委由其自由裁量，就易使羈押決定流於書面審理。又因現行法制，於羈押審理並不採律師強制辯護，就使檢察官與被告的地位落差，更為加大。即便有律師在場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3項，法官也僅能告知其事實，而無法親自閱覽卷證，就等同是種空白辯護，致使法官僅能依據檢方所提供，皆為有罪且屬片面之詞的資訊為判斷，也使羈押庭流於形式、形骸化。

於去年四月，大法官所做出的釋字第737號解釋裡，為了彌補被告方在羈押的弱勢地位，要求一年內，必須完成羈押審查的律師閱卷權之修法。也因此，立法院於此修正時，實應一併檢討羈押法制的相關弊端與缺陷，更應將律師強制辯護延伸至羈押庭，免讓濫權情事，再次發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