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時報／自由廣場 2015.06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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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判決的既判力，只能以非常上訴或再審來加以推翻。惟非常上訴，不僅須以判決違背法律為前提，更僅有檢察總長才能提出。至於再審，在今年修法以前，必須發現有確實的新事實、新證據，致足以動搖原判決者，才可對之提起。而其中關於確實與否，實屬模糊，就易成為法院拒絕再審之理由。甚且司法實務，還對所謂新事實、新證據，採取極為嚴格的界定，即僅限於判決確定前已存在卻未及審酌者。此等見解，不僅阻絕了判決確定後所發現的新事證，如藉由新的ＤＮＡ檢測技術來翻案之可能性，更附加了法條所無的限制，致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，就造成我國聲請再審的成功機率竟只有百分之○．七五。
而在今年初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四二○條第一項第六款，就將發現新事實、新證據的要件加以放寬，且於同條第三項，更明文所謂新事證，不僅指的是判決確定前已發現未調查者，亦包括判決確定後始出現的事實與證據。凡此修正，目的正在防止法院以恣意解釋的方式來限縮再審的門檻。
更值注意的是，諸多誤判的產生，往往跟警察為取得自白而不擇手段，甚至刑求被告有關。但根據修法前的刑事訴訟法第四二○條第一項第五款，針對司法人員因該案而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確定，致得為再審之範圍，竟只列舉法官與檢察官，就更顯得荒謬。
以邱和順案來說，當年負責偵訊的台北市刑大員警，不僅已遭監察院彈劾，更有人因刑求而受有罪判決確定者，卻因法條漏列司法警察，致無法以此理由提起再審。故為彌補此漏洞，在今年修法時，就將司法警察因職務犯罪受有罪判決確定，列入得聲請再審之事由，備受爭議的邱和順案，自可藉此機會重啟審理。
只是法律修正或可迫使法院裁定此案再審，但若司法者仍無視於刑求之事實，並繼續執著於不正方法取得的證據，重啟審判，恐又陷入另一段長期訴訟的夢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