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時報／自由廣場 2015.03.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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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犯罪的偵查與起訴乃由檢察官所獨占，但為了防止檢方怠於訴追不法行為，在我國仍保有所謂自訴制度，即由犯罪被害人來對犯罪人提起刑事訴訟。不過，自訴制度畢竟屬例外，現行法就設有種種的限制。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卅七條，欲提起自訴就一定得委任律師。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二三條第一項，若檢察官已進行偵查，除非是告訴乃論之罪，否則，亦不得再提起自訴。
在三二三事件裡，遭警察暴力受傷的民眾，雖可向檢察官提起告訴，卻難以避免行政體系所必然存有的相互掩護與掩飾，也因此，被害人就只能採取自訴的途徑來救濟。而周榮宗老先生，就是開啟此等訴訟的第一人。只是台北地院在受理此案後，陸續有其他受傷者相繼提起自訴，卻全數遭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○三條第二款，以同一案件不得重複再訴，即所謂一事不再理原則，而以不受理判決駁回。這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即明明是不同人提起訴訟，怎會是同一案件？
刑事上的同一案件，乃是以行為人及犯罪事實是否相同為認定。而由於三二三事件，提起自訴的對象與犯罪，乃為下令的上層公務員所涉及之教唆殺人未遂罪，雖然受警察暴力者眾，但根據刑法第五十五條的想像競合，只能以一罪論，致屬於程序法上的同一案件。故只要法院受理一位受傷者的自訴，其他人所提起者，就必然被駁回。如此的論述，看似符合法律規定，惟若僅憑被告對象有重疊之處，就認定犯罪事實亦屬同一，不僅過於武斷，亦嚴重侵害人民自訴之權利。
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在周榮宗老先生逝世之後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三二條，雖可在一個月內，由法定代理人、直系血親或配偶來承受訴訟，若無人承受，就必須通知檢察官來擔當訴訟。但有疑問的是，今天受傷者之所以會提起自訴，乃是因檢察官怠於對施暴者為究責所致，要其擔當訴訟，實顯得矛盾與諷刺，更無異於宣告，此案必然不了了之的結果。